支出辯論再起 學者挑戰減稅增加收入之說

一位著名的供給面經濟學家正在反駁「降低稅率自然會帶來更高收入」的觀點，認為不受控的聯邦支出——而非稅務政策——才是美國財政健康的主要威脅。

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 Murray Sabrin 於 6 月 18 日在《華爾街日報》發表了一封信函，回應 Arthur Laffer 與 Stephen Moore 在 6 月 11 日發表的一篇專欄文章。該文讚揚了由已故參議員 Bob Packwood 主導的 1986 年稅務改革法案。Laffer 和 Moore 認為，降低稅率——亦即 Packwood 改革的核心特徵——歷史上透過經濟成長帶來了更高的稅收。

Sabrin 寫道：「更深層的問題不在於稅率，而在於聯邦支出。華盛頓每花一美元，就是從私營部門——這個繁榮、創新與就業的真正引擎——抽走一美元。」

這場論戰在美國即將迎來《獨立宣言》簽署 250 週年之際，重新點燃了數十年來關於財政政策的辯論。Sabrin 認為，立法者不應將經濟成長帶來的稅收增加視為進一步擴張政府的理由。他寫道：「隨著私營部門就業與機會擴張，成長中的經濟應需要更少的政府干預。」

帳本上的支出端

Sabrin 的批評針對他所謂的對聯邦資金的結構性依賴。他寫道：「如今，數千萬美國人、企業及機構依賴聯邦資金獲取收入與福利。」他認為，這種依賴「與美國獨立戰爭所倡導的獨立精神相去甚遠」。

Laffer-Moore 的論點——即減稅可透過經濟成長實現自我融資——自 1980 年代以來一直是共和黨稅務政策的基石。1986 年的《稅務改革法案》由雷根總統簽署，將 14 個稅級縮減為 2 個，並將最高邊際稅率從 50% 降至 28%。支持者指出後續的稅收成長是其論點成立的佐證，而批評者則指出，隨後幾年的支出成長仍超過了稅收增幅。

Sabrin 呼籲制定一份「逐步淘汰未經授權聯邦計畫的憲法預算」，目標是「透過縮減華盛頓的權力範圍來恢復經濟獨立，讓公民在減少對政府依賴的同時，保留更多自己賺取的收入」。

關鍵所在

這場辯論對下一輪財政談判具有重要意義。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，在社會安全、醫療保險及利息支付等強制性支出的推動下，由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將在當前十年內超過 GDP 的 100%。Sabrin 的論點暗示，若無相應的支出限制，僅靠稅務政策無法解決結構性失衡。

這場交鋒也凸顯出一個更深層的哲學分歧：財政政策應優先透過稅務端激勵成長，還是透過支出端紀律縮小政府在經濟中的占比。隨著 2026 年期中選舉臨近，以及債務上限再度成為立法焦點，支出與稅收之辯勢必將更加激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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